专题讨论·税收改革

• 增值税税率降低和加计抵减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胡海生¹;王克强²;刘红梅³

  文章在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了社会核算矩阵，构建含有增值税抵扣机制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度了2018年以来增值税改革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作为税率式优惠政策，增值税税率降低能够产生良好的整体减税效应，降低了多数行业的增值税税负；但由于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没有下降，其他行业税率下降导致这三个行业的进项税额减少，增值税税负有所上升。作为税额式优惠政策，增值税加计抵减具有非常良好的定向减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的税负上升。增值税税率降低能够改善税收的扭曲，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各行业的增加值增长，而加计抵减政策则略微抑制了产出增长。动态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值税税率降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持续扩大，加计抵减政策对经济的抑制效应在逐渐减弱。两类降低税负的政策都提高了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水平，政府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但受增值税收入下降影响，政府总体税收收入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滑。

  2021年01期 4-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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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税改革、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王凯风^1;2;吴超林²

  2005年以来，历次中国个税改革均以提高免征额和调整税率表为主要内容，上述改革措施的分配效应一直存在争议。文章通过建立一个能体现个税累进性与税负归宿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解并模拟了提高免征额和增加税率累进幅度所导致的分配效应。结果表明：（1）提高免征额扩大了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波动，恶化了宽松货币政策等外生冲击下的初次分配。此外，免征额的提高削弱了累进税率对收入初次分配的调节能力。（2）在就业扩张过程中，提高免征额所带来的税负归宿变化改善了税后收入不平等，而且在免征额提升后，税率累进幅度的提高能进一步改善收入再分配。当然，个税改革的初次分配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均具有状态依存特征，在就业与劳动收入下降时会带来相反的分配效应。（3）提高免征额会导致更大的福利损失，并削弱累进税率对福利损失的抑制作用。

  2021年01期 18-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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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城市发展

• 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基于“全国文明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姚鹏^1;2;张泽邦³;孙久文³;闫昊生⁴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品牌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城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匹配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等方法研究了城市品牌价值提升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了土地供给管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可以提高城市总产值、总人口和土地价格，而土地供给管制会降低品牌价值对于城市总产值的贡献，扩大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程度，因此中国建设用地供给的严格管制导致城市品牌价值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土地价格的抬升方面。文章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品牌价值提升对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拓宽了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视角。

  2021年01期 32-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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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产者的就业焦虑：安居真的可以乐业吗——基于城市住房分层与工作满意度的观察

  刘斌¹;张安全²

  在当前以住房财富划分的社会分层已然形成的背景下，有大量研究证实了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然而，作为构成幸福感的重要方面，住房对工作满意度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影响。文章利用CLDS2016数据探索了住房分层对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多套住房者的工作满意度更高，仅拥有一套住房者表现出了比其他群体更低的工作满意度。文章从心理机制和工作满意度主客观指标分解两方面探索了其原因：一方面，偿还房贷的压力和房价上涨引致的工作机会成本的提高所引发的相对剥夺感降低了一套住房者的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作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等客观条件方面与无房者没有明显差异，但一套房者对工作收入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情绪，多套住房者在三种工作条件上均优于其他群体，因此其满意度也更高。

  2021年01期 47-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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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研究

•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了企业风险承担吗？——基于市场和政府双重视角的考察

  黄亮雄¹;马明辉²;王贤彬³

  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和财政激励的影响。地方政府每年都制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以指导地方发展。虽然许多研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了该目标的作用，但很少有研究具体考察增长目标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方式。文章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角度，匹配2009-2015年233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和2 381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在更换了企业风险承担和经济增长目标衡量方法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存在。在外部资源的调节效应方面，经济增长目标对能获得高政府补助、融资约束程度低以及能获得高贷款的企业的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具有一定规模、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以及主要体现在发展水平较低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中。这些发现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面影响主要还是地方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结果，而并非市场信号机制的结果。

  2021年01期 62-76,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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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政策、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花贵如¹;周树理¹;刘志远²;靳光辉³

  产业政策是否会引起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中企业资源的配置行为和效率，其深层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文章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鼓励支持类的产业政策会引起投资者情绪的上涨，并刺激企业投资，这将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淘汰限制类的产业政策会引起投资者情绪的下降，并抑制企业投资，这将会缓解企业过度投资，加剧投资不足。上述结论表明，在产业政策引导资源配置过程中，投资者情绪扮演了传导中介的角色。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股权融资依赖程度或管理层股权激励越大，企业资源配置对投资者情绪的波动越敏感，这说明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深层机制在于企业存在股权融资依赖和迎合市场情绪的动机。最后，总体上产业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造成了公司价值的损毁，并且不同影响渠道具有显著差异，利用投资者情绪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所进行的资本投资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而迎合市场情绪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显著毁损了企业价值。上述研究成果有助于从微观企业视角理解股票市场在国家政策引导企业资源配置行为中的作用。

  2021年01期 77-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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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

• 存款保险制度变革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刘莉亚;杜通;陈瑞华

  我国于2015年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旨在保护储户利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于早期建立存款保险的国家，我国银行经历的是从隐性存款保险转为显性存款保险的制度变革。文章基于2006-2018年166家国内商业银行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等实证方法考察了存款保险制度变革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隐性存款保险转为显性存款保险后，银行风险承担下降，资产流动性、融资成本和非利息业务水平均有所上升，存款保险在提高银行稳定性的同时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难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存款保险制度变革通过上述银行微观变量对其流动性创造产生了抑制作用，不利于银行发挥金融中介作用，而且这种抑制作用随政策实施的时间而减弱。结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鼓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文章的研究为当前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改进建议。

  2021年01期 94-1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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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

• 格义、分野、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

  张亚光;沈博

  由于中西社会经济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时空错位，近代中国无法直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与实践，为此近代中国经济学人展开了漫长的经济学中国化探索。文章按照时间线索，以近代中国新旧学术体系的嬗变和经济学研究主体的转变为依据，结合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因素，将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划分为格义、分野与自立三个阶段：“格义”对应着初始阶段，即传教士与传统知识分子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重述和移植西方的经济思想与实践；“分野”对应着发展阶段，即时人对经济学的新认识与探索主体的新转变为近代中国经济学从传统知识体系的“格义”版本转向现代学术话语的科学版本奠定了基础；“自立”对应着深化阶段，即新知识分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力，推动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并在本土研究与应用中逐渐形成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立诉求。研究显示：（1）经济学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主线，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内外因素所带来的中西学术合流与分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内在张力；（2）经济学中国化的深入开展道明“中国经济学”的缘由，“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标志着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深化，二者构成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演化全景；（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科学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内外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实现有赖于学界在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发掘中西发展时空错位的后发优势，直面时代共同话题，归纳提炼系统性的新理论，实现中国与经济学的互相成就。

  2021年01期 109-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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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银行监管体系探析——基于政府与银行公会的视角

  兰日旭¹;李昆²

  金融是整个经济的核心，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对促进经济发展、防范实体经济危机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开始，近代中国的银行监管体系虽然经历了一个由初创到不断增补的过程，但其监管效果较为有限。在监管机构方面，从晚清时期的度支部，到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金融监理局和中央银行，监管专业化和精细化经历了长足进步，但风险防控目标受政府意愿影响较大，监管效果难有保证。在监管法律方面，法律体系整体上得到逐步改善，但由于强制力较差，监管效果不佳。由于监管体系未能尽如人意，商业银行只能内外兼修以应对风险挑战，除了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建设外，特别加强了银行公会的建设。随着银行公会的建立和渐趋强大，在近代中国早期薄弱的政府监管体系下起到了重要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在外部甚至主导了整个银行业的监管，并推动了政府监管的进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银行官办化，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渐趋加强，整个监管体系逐步纳入政府主导之中，银行公会的监管作用渐趋弱化。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呈现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曲折发展的过程，其间银行公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监管虽然整体上效果有限，但仍对金融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021年01期 124-134,1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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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坛

• 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

  赵春明¹;李震¹;李宏兵²

  文章利用201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构建了城市出口增速放缓指标及基于全球总体贸易需求下降的“<i>Bartik</i>工具变量”，从多维视角有效识别了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对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出口增速放缓显著降低了当地15-64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1 000美元/人，当地劳动力就业概率则下降3.7%。出口增速放缓使得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制造业和雇员就业概率下降，而服务业和自雇身份就业概率则上升，从而产生就业调整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出口增速放缓对当地可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冲击，继而以降低劳动力需求来推动就业调整；而非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一冲击。另外，基于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与求职表现的研究进一步为这一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有效化解贸易风险和深入推进就业优先的双重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2021年01期 135-1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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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职业培训与农民工外出收入——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

  史新杰¹;方师乐²;高叙文³

  提高农民工收入是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文章使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1-2014年数据，采取<i>PSM-DID</i>等识别方法，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研究了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提升农民工外出收入的异质性影响。随后从就业方式、从事行业和从业地点等维度进行了差异性甄别和机制性解释，并就两者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1）由于现阶段农民工被锁定在低技能行业，相较于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外出收入产生了更大的正向影响，这不仅体现在短期的“即时效应”，也表现为基于生命周期的“长期效应”。（2）这些影响在不同外出就业类型、从事行业以及从业地点均具有异质性。（3）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收入，还能降低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并且职业培训的效用更大。文章对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农民工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2021年01期 153-1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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