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研究

  • 绿色产业政策:理论演进与中国实践

    李晓萍1;2;张亿军1;2;江飞涛3

    如何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核心议题,绿色产业政策成为了各国推行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选择。文章基于产业政策视角对绿色产业政策理论机理进行剖析,解析中国产业绿色发展及相应政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1)绿色产业政策是在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对传统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及其相互关系的变革,其本质涉及经济模式、技术条件和制度结构的深刻调整,其核心在于推动可持续性技术突破,难点在于协调不同利益冲突,承担不确定性政策干预风险;(2)中国绿色产业政策源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当前政策仍然是行政强制性环境管制手段与传统产业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对市场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及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关注不足;(3)构建与完善中国绿色产业政策体系的关键在于推动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产业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协同,结合市场机制形成发展新路径,并注重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与互补性,建立推动政策协同的组织机制。

    2019年08期 4-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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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有企业改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之谜——基于企业效率和工资水平不平衡增长的视角

    林令涛1;刘海洋2;逯宇铎1

    国有企业改制能大幅提升企业效率,但部分企业改制后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滑现象。文章认为这可能是不平衡增长引致的“烦恼”:改制提高了企业效率(<i>Y</i>/<i>L</i>)和工资水平(<i>w</i>),但工资调整相对滞后,从而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i>wL</i>/<i>Y</i>)下降的表面现象。文章检验了1999-2007年间的国有企业改制情况,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观点,并且这一结论在更换国有企业的界定标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i>PSM</i>)克服样本选择偏误以及采用工具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后依然成立。长期来看,企业改制引致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在逐渐减弱。最后,文章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受改制的影响程度更大,工资和劳动效率提升也更明显。文章的研究为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为加速国有企业工资结构调整提供了决策依据。

    2019年08期 28-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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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企业创新

  • 企业金融化、生命周期与持续性创新——基于行业分类的实证研究

    肖忠意1;2;林琳1

    企业创新问题并非仅仅是短期的研发投入,更是具有连续性的长期不断投入的过程。文章基于企业金融化日趋严重的现实背景,利用2007-2017年中国<i>A</i>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新结构经济学关于资源禀赋结构的理论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持续性创新的影响作用,并同时考虑不同生命周期和行业特征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持续性创新表现具有抑制作用-即“挤出”效应,而这种“挤出”效应在企业成长期尤为强烈。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延伸,这种抑制作用被削弱。进一步分行业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受企业金融化“挤出”效应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文章拓展了持续性创新的研究情境,为新结构经济学在微观层面的应用和拓展提供了实证证据,对推动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019年08期 43-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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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杨兴全1;李文聪1;尹兴强2

    多元化经营既可通过融资约束或代理冲突而直接影响主业创新,也可通过非主业研发而间接作用于主业创新。那么,多元化经营如何影响主业创新?文章基于2007-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明细数据,发现多元化经营挤占了研发投入,特别是主业研发投入,且这种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非主业研发也挤出了主业研发,这种挤出效应仅存在于民营企业。拓展性检验表明,较强的政府干预及高管较大的晋升压力是国企多元化经营挤出研发的重要诱因,在资源要素方面的所有制歧视则是民企非主业研发挤出主业研发的症结所在。基于创新效率的检验表明,主业研发提升了创新效率,而非主业研发降低了创新效率。多元化经营不仅阻碍了主业研发的创新效率提升(仅存在于国企,尤其是政府干预较多、高管升迁压力较大的国企),而且加剧了非主业研发的创新效率损失(仅存在于民企,尤其是非产业政策扶持的民企),从而表现为多元化经营的“双重”创新效率损失。上述发现深入揭示了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与结果,也为多元化经营企业提升创新效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2019年08期 58-7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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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基于权力与伦理视角的孔子经济思想考察

    程霖;赵昊

    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是以政治权力为分配手段和以“孝”“德”为普遍伦理原则的;因此,撇开政治权力和伦理原则来探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难以理解其思想内核和演变逻辑。为此,文章基于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事实,以孔子的经济思想为例,将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从权力和伦理这两个角度来重新诠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以重新发现其基本结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政治权力是推动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土地产权制度和税制变革等都围绕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竞争来展开,而市场、分工、产权等因素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2)伦理观念既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权力及其制度设计的“正当性”来源,又是限制其无限拓张与规范社会经济行为的主要依据,因此如何从道德伦理层面规范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核心命题。(3)以孔子经济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结构正是以政治权力和伦理观念为基础而构建的,包括政治经济问题认知、伦理价值判断、经济制度设计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内在逻辑是先以“仁爱”调节不同社会阶级的政治经济关系,继而约束利益集团对社会经济的“掠夺”和促使民众认识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即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分析,重新明确经济活动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借以修正或重建社会经济制度。文章的结论说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钥匙”是政治权力和伦理观念,而非市场因素,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9年08期 72-83,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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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

  • 国际经济协作、国内经济稳定与经常账户失衡改善

    马丹;何雅兴;黎春

    基于“逆全球化”背景和贸易摩擦加剧的事实,文章依据中国1995年4月-2017年9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混频动态因子随机波动模型(<i>Mixed_GFSV</i>)和马尔科夫转换框架分别测算了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周期联动性,并利用带有贝叶斯变量选择的向量自回归模型(<i>VAR-BVS</i>)研究了两者同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及影响的结构异质性。研究发现:(1)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周期联动性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具有非对称性,即全球金融危机后,联动性下降将加速经常账户失衡,而全球金融危机前则完全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近似于一个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周期联动性为横轴,以经常账户失衡环比增速为纵轴的倒“<i>U</i>”形曲线。(2)无论危机前还是危机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经常账户失衡均起到了“加速器”作用。长期来看,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升高会加速经常账户失衡;短期而言,除了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外,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周期联动性下降对加速经常账户失衡也起着重要作用。(3)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周期联动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可能在于国际分工和要素流动、预防性储蓄动机。国内外经济环境与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关系存在结构上的异质性,这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不同。上述结论表明,持续稳定的国内经济环境和积极协作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改善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条件。

    2019年08期 84-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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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型背景下的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宫汝凯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i>OFDI</i>)规模出现持续快速扩张,探索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策不确定性是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冲击,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潜在的政府干预将带来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是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扩张的重要视角。鉴于此,文章将政策不确定性、经济转型和<i>OFDI</i>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2003-2015年分省面板数据和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转型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扩张背后的非市场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地区<i>OFDI</i>的规模越大,这一效应在2008年之后和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2)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推进均对<i>OFDI</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持续的对外开放则对<i>OFDI</i>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3)政策不确定性对<i>OFDI</i>的推动效应随着市场化、产权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三维”经济转型的持续推进而降低。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i>OFDI</i>持续快速扩张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2019年08期 98-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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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

  • 社保缴费负担对我国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研究

    魏天保1;马磊2

    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值匹配、<i>Cox</i>比例风险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其生存风险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社保缴费负担的提高会对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率造成先降低、后提高的“<i>U</i>”形影响,这是由于社保缴费负担对企业劳动产出效率的促进效应和对劳动力投资规模的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拐点处的企业最优社保缴费率(以“社保缴费总额/工资总额”计)平均约为20.28%,不同类型的企业对社保负担的承受能力有所差异。

    2019年08期 112-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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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

  • 基金经理逆境投资能力与基金业绩

    徐龙炳;顾力绘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经历了挫折与磨难才能成熟起来,基金经理也是一样。文章首先修正了Sun等(2018)指标,发现基金在“逆境”(下跌行情)中取得的收益率越高,则未来的业绩越好,这一指标对未来业绩具有预测能力,而“顺境”(上涨行情)收益率则不存在这个特点。这种“逆境”收益率反映了基金经理在逆境中的主动管理能力,它是一种新的、未被解释的能力。其次,除了基金收益外,“逆境”收益率对基金风险也有影响,“极端逆境”(暴跌行情)的主动管理能力越强,则基金未来的崩盘风险越小。再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基金经理在“逆境”中的主动管理能力。最后,文章排除了基金“逆境”收益率是投资者关注不足和业绩持续性所致。文章找到了影响基金业绩的一个新因子-逆境投资能力,为解答“<i>Fama</i>悖论”提供了新证据,而且“逆境”收益率指标“过滤”了部分噪音,对投资者的基金选择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019年08期 127-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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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制权变迁中的权力博弈与股权激励设计动机——基于上海家化的案例分析

    杨慧辉1;潘飞2;刘钰莹1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对上海家化的案例研究发现,在控制权重新配置时,被收购企业的控股股东-管理层权力的动态博弈与股权激励的设计动机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主导下的股权激励设计体现福利性;民营控股股东在尚未取得公司实质控制权时,会与管理层形成权力制衡,股权激励设计体现激励性;而民营控股股东在取得公司实质控制权后,容易产生利益侵占动机,使股权激励成为收买高管与之合谋的工具。文章丰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在双重股权代理环境下的治理效应研究,也为合理选择股权激励的微观契约要素并完善公司其他治理机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2019年08期 140-1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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