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中美贸易摩擦

  • 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评估

    崔连标1;朱磊2;宋马林1;郑海涛2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即中美之间的“威胁-反制”角力逐步升级,那么这些新的举动会对中美两国及国际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文章采用多区域<i>CGE</i>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展开量化评估,根据贸易摩擦的严重程度设置了六种情景,模拟了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结果发现:(1)从实际<i>GDP</i>、居民福利、贸易条件和进出口贸易等视角看,贸易摩擦均是双输的结果,但中国受损程度更高;(2)中国的贸易报复措施虽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但中国自身的经济也可能因此遭受二次伤害;(3)贸易摩擦会带来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中美两国间的直接贸易会大幅减少,但间接贸易会明显增加;(4)美国的贸易制裁不能有效解决其贸易失衡问题,虽然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大幅缩减,但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有所增加。文章从定量层面揭示了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潜在影响,认为贸易战不是两国的最优选择,由此建议中美两国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彼此的分歧。

    2018年12期 4-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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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以美国重商主义形态演变为线索

    伍山林1;2

    为了揭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历史和战略根源,文章以美国重商主义形态演变为线索进行考察。研究发现:(1)美国重商主义的传统形态主要来自本土政治家针对崛起之前的实际经济问题而提出的应对策略。美国借助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形成了内需驱动型工业化道路,这种国家记忆对美国后辈政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2)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重商主义呈现出新形态:非关税壁垒成为管制进口和保护产业的主要手段,出口管制避免了技术溢出但引致了贸易逆差,保护自身利益成为采择国际组织和条约的依据,维护霸权地位成为政策中心,其经济运行呈“双赤字”特征。(3)美国重商主义新形态的核心是美元霸权主义,它是重金主义的一种歪曲表达。当前,美国启用保护主义政策发动贸易战的目的依然是维护其霸权地位。

    2018年12期 18-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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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坛

  • 社会互动与家庭创业行为

    胡浩;王海燕;张沛莹

    如何激发“双创”活力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文章基于最新的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i>CFPS</i>)微观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和<i>OLS</i>模型,分析了社会互动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了初探。结果表明,社会互动的三个代理变量,即人情礼金支出、通讯支出及非家庭成员间聚餐支出均对家庭创业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在其他变量既定的情况下,人情礼金支出、通讯支出和非家庭成员间聚餐支出每提高一个单位,将使家庭创业的几率增加1.7%、3.7%和3.5%。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后,本文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社会互动通过信息获取和社会性学习机制、相对财富关注机制及缓解创业融资约束而对家庭创业决策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信息会对社会互动产生一定的替代,但替代效应并不显著。文章的研究为激发“双创”活力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视角,相关部门在制定涉及个体家庭创业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社会互动的作用。

    2018年12期 31-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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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职业分割与流动人口户籍歧视的年龄差异

    孟凡强1;初帅2

    劳动力市场的歧视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场主力时,歧视是否也发生了改变?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职业分割的视角考察了户籍歧视的年龄差异。结果表明,户籍歧视在不同年龄群组间呈现<i>U</i>形特征,这主要缘于职业内同工不同酬的<i>U</i>形变化,职业进入歧视随年龄减小而呈现下降趋势。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职业内同工不同酬的<i>U</i>形变化源自于城镇流动人口的工资优惠,70后—85后的中生代城镇流动人口获得的职业内工资优惠较小,年龄较大的70前和年龄较小的90后、95后群组获得的工资优惠较大,而城镇流动人口职业进入优惠的年龄趋势也是职业进入歧视随年龄减小而下降的主要原因,整体来看越年轻的城镇流动人口获得的职业进入优惠越小,这表明当前户籍歧视更多地表现为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就业优惠。据此,文章建议应注重户籍歧视的年龄差异和形式变化,更多采用竞争性的差异化措施吸引人才,以市场化的手段实现人才的充分流动和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2018年12期 44-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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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领域满意度对幸福影响的动态分析

    许玲丽;方敏;王亮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一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从什么方面以及如何为人民谋幸福成为重要课题。文章从生活中主要领域满意度视角研究了如何提高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一生幸福感呈<i>U</i>形走势,随着年龄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生活中五大主要领域满意度的改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年龄差异而不同,其边际效应从大到小排序分别为(家庭满意度除外)经济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的边际效应比较特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i>U</i>形趋势。综合来看,在中年(约46岁)之前,家庭满意度的提升最有利于增加个人主观幸福感,其次是经济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的边际效应最小。在年轻的时候,非货币因素的改善相对于货币因素更有利于提升幸福感,这一特征对于城市居民更加明显。因此,对于城市年轻人,“先成家后立业”可能是比较理性的选择;对于农村居民,提升经济满意度始终都是首位的。提升幸福感,除了个人和家庭的努力外,政府也可以从多角度来改善居民各领域满意度。根据居民需求的迫切性来厘清政策供给的先后目标,将大大提升个人活动和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居民幸福感。

    2018年12期 57-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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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

  •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的下调空间及其财政效应研究

    曾益1;刘凌晨2;3;高健4

    文章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和养老金待遇不变的基础上,分析社会保险缴费率在短期(2018-2025年)和中期(2018-2050年)内是否具备降低空间,并进一步评估降费对财政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如果没有任何政策干预,基金将于2028年出现累计赤字,缴费率在短期内具备降低空间,但在中期内需每2年提高0.56%或每5年提高1.29%。(2)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在短期内也可降费,但如果着眼于中期,缴费率仍需每2年提高0.36%-0.51%,或每5年提高0.83%-1.19%。(3)如果进一步引入延迟退休、养老金入市等政策,则缴费率在中期内可每2年降低0.3%-0.43%,或每5年降低0.71%-0.99%。(4)如果政府在短期内降费,财政在2026-2050年需对基金累计投入13.31-145.23万亿元;当政府着眼于中期,财政无需对基金给予投入。(5)在具备降费空间的前提下,如果每5年降低缴费率,财政对基金的累计投入比每2年降费的情况低2.21%-36.96%。上述结论均通过敏感性测试。可见,为缓解企业缴费负担,政府应尽快完善鼓励生育、延迟退休、养老金入市等政策。

    2018年12期 70-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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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研究

  • 财政科教支出、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引致技术进步动态多区域CGE模型

    田海燕;李秀敏

    文章基于引致技术进步动态多区域<i>CGE</i>模型,实证模拟了我国财政科教支出规模和比例变化对八大地区技术进步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增加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研发支出规模可以提高这些地区的物质资本效率和经济增长,但不利于提高其人力资本效率和部分非受援区域经济增长;增加这些地区的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对八大地区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控制东北或中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的情况下,提高财政研发支出比例可以持续地促进八大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且同时提高两地区财政研发支出比例的政策效果更好。财政科教支出的政策效果会随时间变化,需要适时调整财政科教资金支出的规模、比例和地区选择,才能使中国走上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双赢道路。

    2018年12期 85-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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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

  •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财务风险:“未雨绸缪”还是“舍本逐末”

    黄贤环;吴秋生;王瑶

    基于我国企业金融化趋势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可能带来系统性重大风险的背景,文章选择2007-2016年<i>A</i>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金融资产配置特征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资产配置总额越大,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越大。(2)持有短期金融资产能够降低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表现为“蓄水池效应”,是“未雨绸缪”的活动;而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则挤出了主业投资资金,表现为“挤出效应”,提升了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是“舍本逐末”的行为。(3)金融资产配置增量与企业财务风险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越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以及属于国有控股公司,则金融资产配置所引起的财务风险越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理性认识金融化趋势下的金融资产配置,充分发挥金融化的积极效果,抑制“脱实向虚”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2018年12期 100-112,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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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改反收购章程条款阻击“野蛮人”: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罗进辉;谭利华;陈熠

    “宝万之争”爆发以来,中国资本市场掀起了一股修改反收购章程条款以阻击“门口野蛮人”的热潮。那么,上市公司修改反收购章程条款阻击“野蛮人”到底保护了谁的利益?文章手工收集2014-2016年发生的126起上市公司增设反收购条款的公告事件,运用事件研究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投资者普遍认为上市公司在章程中加入反收购条款是一个好消息,表现出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在事件窗口[-1,3]内,目标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率平均达2.68%,说明增设反收购条款带来了显著的股东财富增长。相对而言,上市公司增设反收购条款事件的正向市场反应在民营企业、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和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表现得较弱,说明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机构持股等股权结构特征是影响上市公司反收购条款价值的重要情境因素。文章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检验了上市公司增设反收购条款的短期市场反应,客观衡量了反收购条款对中国资本市场股东财富的影响。这既丰富了反收购条款和控制权市场等领域的研究文献,也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上市公司增设反收购条款行为的理解与认识,进而为指导相关实践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2018年12期 113-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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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研究

  • 最低工资上升会倒逼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吗?——基于专利申请数据的经验分析

    王小霞;蒋殿春;李磊

    最低工资制度的出台对就业、工资等的影响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政府对最低工资的调整是否会刺激企业创新,进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呢?文章借助中国专利数据库获取的企业专利申请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不断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冲击。理论分析表明:一方面,地方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能够直接通过要素替代、创造性破坏、效率工资以及需求创造等渠道刺激制造业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会淘汰掉行业内部分低附加值、低生产率的企业,从而倒逼企业在现有产能的基础上寻求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即最低工资上升会间接地带来产业升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升确实会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整体创新水平,并且在变换了创新指标、模型估计方法、子样本区间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上述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

    2018年12期 126-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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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僵尸企业的“病毒”会传染吗?——基于财务信息透明度的证据

    戴泽伟;潘松剑

    文章关注僵尸企业治理这一热点问题,考察僵尸企业对信息质量和信息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僵尸企业信息透明度更低,信息质量更差;并且,僵尸企业信息透明度具有传染(溢出)效应,当省份僵尸企业密度越大时,非僵尸企业信息透明度越低,整体信息环境也越差。上述结论在考虑了企业与省份层面内生性问题后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官员经济考核压力越大、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则越会进一步强化僵尸企业信息透明度的传染效应。拓展检验发现,非僵尸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并不能显著降低债务成本,僵尸企业信息透明度的传染效应在民营与国有企业中均存在,这说明其危害具有一定普遍性。文章从信息角度揭示了僵尸企业的传染性与危害性,因此,政府应果断采取市场化措施分类处置僵尸企业,改善信息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018年12期 138-1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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