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专栏·创新问题

  • “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兼议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引进

    王桂军;曹平

    “营改增”政策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不仅会对企业税负产生影响,而且会改变企业的行为。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营改增”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实证研究尚属空白。基于此,文章以2008-2013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显著地降低制造业企业以专利为表征的自主创新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自主创新意愿的降低并没有对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企业价值造成影响;“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意愿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引进水平。文章的研究弥补了“营改增”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研究空白,为“营改增”政策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对于制造业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及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2018年03期 4-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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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去何从:贸易保护还是开放竞争?——来自微观企业创新的证据

    黎文靖;郑曼妮

    文章基于熊彼特效应和逃离竞争效应假说,结合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制度背景,利用2001-2008年制造业关税数据和沪深<i>A</i>股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削减所导致的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税削减后,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而专利申请总数和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却没有受到显著影响,表明进口竞争激励企业进行了高质量的发明创新。进口竞争的激励效应对于易受竞争影响和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加显著。文章认为,应以开放的心态迎接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竞争,引导企业将进口竞争转化为创新动力,推动企业创新向高质量迈进,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2018年03期 20-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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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

  • 信用卡支付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基于萨缪尔森幸福公式的研究

    傅联英

    信用卡是一项功能性金融基础设施,现有研究多数止步于信用卡的消费溢价效应,尚未关注其终极福祉效应。文章基于萨缪尔森幸福公式,分析了信用卡支付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理,阐述了其并联机制和串联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条件混合过程模型评估了信用卡支付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识别了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用卡支付显著侵蚀了持卡人的主观幸福感,幸福侵蚀效应是通过串联机制而非并联机制传导的。具体来说,信用卡支付经由欲望膨胀渠道和消费实现渠道所构成的串联机制,降低了持卡人的主观幸福感。另外,信用卡支付的幸福侵蚀效应会因使用动机、家中地位以及城乡和地区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2018年03期 32-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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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研究

  • 税负抑制了公司投资吗?——基于国有股权私有收益的解释

    林旭1;苏宏通1;朱凯1;2;陈信元1;2

    文章分析了税负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与民营控股股东不同,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股东,政府不仅可以获得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收益,而且可以获得独占性的税收,独占性的税收收入越高,政府控股的私有收益越大。因此,国有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税后现金流量,而且会关注相关的预期税负,这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越大,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越高。实证结果表明:(1)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2)随着注册地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的增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性显著下降。因此,最大化税收收入也是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文章为我国股权结构在公司财务决策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2018年03期 45-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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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审计行业监管有效性研究——基于证监会处罚公告后事务所策略选择的经验证据

    朱松1;柯晓莉2

    随着近年来审计失败案件的频发,政府对审计行业监管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文章基于证监会行政处罚公告,对受罚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客户进行配对,研究了处罚公告对受罚事务所与未受罚事务所声誉及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罚事务所在处罚公告后进行了声誉重塑行为,审计质量得到改善;未受罚事务所在处罚公告后保持原有审计标准,公告前后审计质量无显著变化。而处罚公告后,受罚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未受罚事务所,表明证监会的监管改善了行业的审计质量。文章为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有效性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并证实了声誉机制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作用;研究结果对证监会、中注协、财政部等监管部门具有借鉴意义,对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合约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2018年03期 56-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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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坛

  • “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与企业杠杆率——来自中国双套样本数据的经验检验

    谢里1;2;张斐2

    中国企业“高杠杆率”是推动全社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去杠杆”已成为“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入探寻中国“高杠杆率”企业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原因。文章选取了2005年至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行业两套样本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一“逆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寻其对企业杠杆率及对不同行业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呈现结构性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两套样本实证结果相互印证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显著提高了该计划重点倾向行业企业杠杆率,特别是这些行业中受该计划支持力度相对较强的行业企业长期表现出更高的杠杆率;另一方面,两套样本实证结果互为补充表明了该计划显著提高了中西部地区重点倾向行业非上市国有企业杠杆率。因此,“去杠杆”应优先考虑降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重点倾向行业企业的杠杆率和该计划在中西部地区重点倾向行业的非上市国有企业杠杆率。

    2018年03期 68-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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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错配对工资的惩罚效应——来自中国微观面板数据的证据

    颜敏1;王维国2

    教育错配如何影响工资?文章基于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估计,测度了教育错配产生的工资惩罚效应及其产生的理论机制。研究表明:过度教育员工每过度一年将承受1.4%的工资惩罚,教育不足员工将获得2.4%的工资红利。工作所需教育水平是40岁以上员工工资的主要决定因素;随着任职生涯的推进,教育错配会得到改善;教育错配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补偿机制。文章的政策涵义是:教育主管部门应从市场需求端改革教育体系,提供市场需要的相应技能毕业生。高校应主动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及时有效地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企业应建立人才识别和多层奖惩机制,充分释放过度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政府应加强就业指导工作,帮助求职者精准定位与其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以减少搜寻成本。

    2018年03期 84-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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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

  • 城市服务业发展、企业出口与加工贸易转型

    铁瑛1;何欢浪2

    文章基于中国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及面临产业“空心化”挑战的背景,研究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识别出其对加工贸易转型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城市服务业发展提升了企业出口概率,也促进了企业出口量的扩张,并且通过“分工效应”促进了企业的出口,通过“工资溢价效应”抑制了企业的出口。进一步研究发现:(1)持续出口企业、存在时间较长企业以及规模较大企业的出口受惠于城市服务业发展,但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生产率水平较高企业的出口却会因城市服务业发展而受损;(2)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受到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抑制作用;(3)在剔除加工贸易企业后,资本密集型企业和生产率水平较高企业的出口同样会受惠于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上述结论意味着,随着“服务型经济”的临近,寻求服务业发展与加工贸易转型的联动机制及助推新兴产业发展,是应对产业“空心化”挑战的关键。

    2018年03期 97-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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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补贴、行业竞争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余娟娟;余东升

    政府补贴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形之手”,在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i>PSM</i>)和倍差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渠道。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行业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样本中,政府对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竞争行业,这说明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利于纠正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为研发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应只在中高竞争行业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从成本渠道考察发现,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出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成本扭曲效应。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不能一味地对企业进行补贴,而应该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成本倒逼机制,让企业通过内生动力而非价格竞争形成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2018年03期 112-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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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来自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

    彭冬冬1;罗明津2

    当前,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逆全球化”思潮涌现,国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文章采用2009-2011年<i>GTA</i>数据库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定量识别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1)国外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显著地降低了受影响企业的出口规模,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每增加1次,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17%左右;贸易保护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52%左右。(2)从影响机制看,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制造业出口的抑制效应是通过降低出口的数量和质量来实现的。(3)贸易融资对制造业出口的边际影响最大,而贸易救济措施是对制造业出口整体影响最大的贸易保护措施。(4)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外资企业、同质产品以及中间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既为理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在持续推动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应对贸易保护壁垒提供了决策依据。

    2018年03期 125-138,封三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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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研究

  • 地方政府建设开发区:左顾右盼的选择?

    邓慧慧1;赵家羚1;虞义华2

    开发区重复建设、无序扩张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2004-2014年100个城市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以国家级经开区为例从空间策略互动视角考察了地方政府热衷推动开发区建设的行为动机。研究发现:(1)中国地市级政府在建设开发区上会充分参考“邻居”城市的行为作出自身决策,并且这种空间效应在地理距离相近的同级城市间更为显著。具体而言,如果地理邻近城市平均建设10个新的开发区,本市往往会相应建立5个开发区。(2)相对东部来说,中西部城市间在建设开发区上的空间策略互动更强,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3)进一步的经验检验表明,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主导下的政绩考核带动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空间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推动建设开发区上的策略互动。文章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解释了“开发区热”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根源。由此,应从政绩考核体制、财税体制、地方债务管理体制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过度建设开发区的盲目竞争行为。

    2018年03期 139-152,封三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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