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新冠疫情研究

  • 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社会早期防控举措和效应评估——基于外防和内控视角的经验研究

    钱雪松;丁海;郑德昌

    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在我国政府果断采取截断传染源、联防联控等举措并取得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的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却在欧美等其他国家不断蔓延恶化,这暴露出国际社会在新冠疫情防控上存在漏洞。文章梳理了新冠疫情爆发早期各国外防内控的措施,并在评估疫情早期严苛的外防措施实施效果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主要国家的内部防控实践。实证结果显示,从外防视角看,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迅速采取了各种入境管制措施;从内控视角看,基于谷歌搜索指数构造的反映各国内部防控程度的指标显示,新冠疫情早期各国的内部防控实践存在较大差异,与外部防控宽松国家相比,外部防控严苛国家的内部防控相对松懈,其政府和民众不仅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和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在保持社交距离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力度也相对不足。这些经验证据揭示出,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疫情重视不够,寄希望于通过入境管制政策将病毒御于国门之外而内控乏力,这种外紧内松的疫情防控反应没有利用好中国积极抗疫争取的时间窗口,从而导致疫情蔓延恶化。文章研究有助于厘清新冠疫情在全球传播扩散的原因,并对从外防内控视角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疫情防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2021年03期 4-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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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自然实验

    余典范;李斯林;周腾军

    文章以2019新冠肺炎疫情(<i>COVID</i>-19)导致的全国范围停工停产为自然实验,采用广义<i>DID</i>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在排除了混杂因素与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后有效识别了导致空气污染的主要产业。研究发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主要源于第二产业,在停工环境下,其占<i>GDP</i>比重每上升1%,空气质量指数相较于上年同期下降0.470;第二产业内部细分行业对空气质量影响最大的是制造业,且制造业中轻工业的影响系数高于装备制造业与能源化工业;采矿业与建筑业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由于疫情期间的生活需求增加代替了停工减少的工业需求,水电气热生活供应业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文章还发现生产过程对第二产业的污染贡献度高于第三产业;在制造业内部,轻工业受员工通勤因素影响相对更高,而能源化工业受生产过程影响更甚。因此,文章提出:第一,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来看,需重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加强对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能源化工等制造业污染“大户”的防治;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环境治理需要因城而异,充分考虑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地理气候条件;第三,在推行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回归”的同时,要始终坚持内部结构优化的理念,在权衡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时要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避免短视化行为。

    2021年03期 19-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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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国有企业治理

  •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资本金融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马新啸1;汤泰劼2;郑国坚1

    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文章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研究了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影响。文章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年报中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董事的数据,从股权制衡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来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探究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发挥实质性治理作用,而当委派董事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时,可以有效缓解代理问题和改善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非国有股东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权力弱以及处于竞争性行业时更加显著。文章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一条可能路径,并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学术研究。

    2021年03期 35-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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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审计监督、国资监管与国有企业治理——基于审计官员国资监管背景的研究

    褚剑1;陈骏2

    在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背景下,尤其是近期政府机构改革将国资委的经济责任审计和外派监事会职责划入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在国资监管与国企治理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文章从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背景出发,考察了审计监督的国企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背景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果在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经历越久、审计监督力度越强以及国企内部的公司治理机制越薄弱时越显著,而地方主政官员干预会弱化审计官员的审计监督改善国企治理的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背景还能减少国有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提升创新绩效,最终增加公司价值。文章从审计官员角度深入阐释了审计监督在国资监管和国企治理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对于监管层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制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2021年03期 50-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1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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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CEO高管差异化薪酬与国有企业代理效率

    徐悦1;刘运国2;3;蔡贵龙2;3

    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对高管实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方案,但国有企业的公平偏好与集体主义文化使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程度在改革实践中难以把握。文章以“搭便车”现象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非<i>CEO</i>高管为视角,研究了非<i>CEO</i>高管之间的差异化薪酬是否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i>CEO</i>高管的薪酬差异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并以2015年国有企业差异化薪酬改革作为外生实验,缓解了非<i>CEO</i>高管薪酬差异的内生性,上述结果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i>CEO</i>高管的薪酬差异可以通过减少对非<i>CEO</i>高管的监督成本与提升非<i>CEO</i>高管的激励效率这两个渠道来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研究表明,现阶段加大国有企业非<i>CEO</i>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有助于激活高管积极性,提升国有企业的代理效率。这支持了当下推进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异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也为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差异化薪酬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2021年03期 65-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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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

  • 工业投资的长期效应——来自抗日战争的证据

    王鑫1;庞浩2;白极星3;齐秀琳4

    基于特定地区的工业投资是后发国家(或地区)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其长期政策效果却未引起足够关注。文章搜集整理了各种史料,构建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十省的县级工业数据库,探究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如果1942?1945年间县内工业企业数量越多,那么其在新中国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不过该效应随时间逐渐减弱。(2)近代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通过路径依赖和初始物质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历史上工业投资越高的地区,当下的工业化程度也越高,但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显著差别。(3)历史上拥有更多工业投资的地区在当下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迁入,同时拥有更高的城市化率,不过该历史基础并未显著影响与农村相关的变量,如婴儿死亡率以及农村居民纯收入等。上述结论说明,向特定地区的大规模投资可以帮助其更快地完成工业化,逆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短期会带来效率损失,但在长期却可能带来正面效应。

    2021年03期 80-94,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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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一项流行病学研究

    陈刚1;2;邱丹琪1

    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对人们的经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i>CLDS</i>)数据,使用流行病学方法识别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在控制了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经济条件、对样本进行反复清洗以及使用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的检验中都是稳健的。(2)选取文庙建庙时长和到山东曲阜的距离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依然表明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3)异质性分析表明,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自雇”型创业和低教育组劳动力创业的概率,而对“雇主”型创业和高教育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文化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促进效应。上述结论说明,弘扬优秀的儒家文化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与发展,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

    2021年03期 95-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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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

  •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吗?——一项田野实验研究

    汪崇金1;杨亿1;谷军健2

    驻村帮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机制,向乡村选派第一书记是这一机制的新实践。第一书记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极大地改善了驻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他们还会给驻村带来隐性的、难以察觉的变化,比如促进村民之间的信任以及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等。这些主观层面的变化对于乡村社区能力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更为重要。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理论,选取若干驻有第一书记的乡村及其相邻的没有第一书记的乡村,分别组成实验组与对照组。运用调整的信任博弈实验,对比分析了两组被试村民对其他普通村民和村支书、第一书记等村干部的信任水平,量化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主观层面上的变化。研究发现,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促进了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且相对于村支书而言,第一书记更能赢得村民的信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村民对第一书记的信任与对其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工作的好评呈正向关系。文章运用经济学实验方法从更深层面评估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回应了学术界有关社会资本可构建性的争论。文章还围绕乡村社区能力建设,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2021年03期 110-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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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寿险机构经营属性分化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仲赛末1;赵桂芹2;张诗豪2

    基于保险公司经营属性分化的视角,文章手工整理了我国67家寿险公司2010?2018年的财务信息,从不同层面测算了寿险公司的经营属性,进而讨论了寿险公司持股是否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实证分析了寿险公司经营属性异质性对资本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2010?2018年,我国寿险行业金融属性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保障属性呈下降趋势,并在2015年达到最低;保障属性较强的寿险公司持股可以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金融属性较强的寿险公司持股会显著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特别是当持股比例低于5%时;金融属性较强的寿险公司持股周期短,持股稳定性差,增强了股价的同步性,容易引发羊群效应,这不利于保险资金实现长期保值增值职能,违背了保险保障功能的本质,严重危害了金融系统的稳健性。

    2021年03期 125-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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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

  • 环境成本上升导致了外资撤离吗?

    曹翔;王郁妍

    为治理濒临红线的生态环境,中国政府不断推出环境管制政策,使得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的环境成本不断上升。那么,环境成本上升是近年来外资增速减缓的重要推手吗?文章将2007年以来部分省份<i>SO</i><sub>2</sub>排污费征收标准上调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环境成本上升对外资转移的政策净效应及其异质性,并进行了机制分析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1)<i>SO</i><sub>2</sub>排污费征收标准上调显著导致了外资撤离,但这一效应在长期中并不存在。(2)<i>SO</i><sub>2</sub>排污费征收标准上调在短期内通过增加研发支出、侵蚀利润而促使外资撤离,在长期中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升利润而有利于吸引外资;在短期内促进了外资转移到外省和国外,在长期中表现为有利于外资从外省和国外转入,但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均未显著影响外资在省内的跨行业转移。(3)相对于非<i>SO</i><sub>2</sub>排放密集型行业和非两控区省份而言,<i>SO</i><sub>2</sub>排污费征收标准上调对<i>SO</i><sub>2</sub>排放密集型行业及两控区省份外资撤离的影响更大,且在长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绿色发展。

    2021年03期 140-1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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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外领导人互访与双边贸易——基于月度数据的经验分析

    范建亭;卢波

    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访问活动在改善双边关系和处理国际问题等方面有着其他外交方式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文章着眼于整体性和长期性角度,考察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所产生的双边贸易效应,并基于2001&#8722;2017年的月度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与168个建交国家之间的领导人互访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之间的互相访问展现了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2)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国家领导人互访活动显著促进了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流量;(3)基于<i>HS</i>商品分类的分析显示,国家领导人互访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往来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即扩大了非竞争优势产品进入对方市场的贸易机会;(4)基于产品分类和外交特点分组后的分析显示,国家领导人互访对相对弱势产品的贸易促进作用在周边外交和小国外交中更强。上述结论表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有助于推动双边经贸往来,体现了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实际作用以及合作共赢的交往理念。

    2021年03期 155-1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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