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收入分配

• 从分享到共享——基于CFPS收入数据的发展成果多维共享格局研究

  阮敬;刘雅楠

  全面了解我国发展成果的共享状况及其演化过程是有效推进“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迫切需要。文章在捋顺分享和共享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发展成果共享指数并结合多参数收入分布拟合方法，利用<i>CFPS</i>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刻画出我国发展成果共享的格局和不同收入维度对共享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发展成果共享的情况较为乐观，资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成果共享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工资性收入仅对不同收入群体内的成果分享有较大贡献。适度调高非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有利于降低共享的不平等程度并平衡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结构关系，能够促进成果共享局面的形成。

  2020年04期 4-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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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低的公共部门工资与改革前景——来自微观视角的新证据

  刘冲¹;张红²

  文章基于详尽的微观数据，利用科学的分析框架验证了我国公共部门工资水平相对偏低的事实，并深入分析了原因，给出了我国未来公共部门工资改革的思路。具体而言，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了收入决定模型，在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和区域特征后发现，我国公共部门与国有、私有部门或事业单位相比，工资水平偏低10%-16%。研究分析表明：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工资差异并不能被保险、补贴、其他收入、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补偿效应”全部解释。进一步将事业单位作为公共部门的理想对照组，发现家庭分工假说和低消费假说也不能得到验证。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假设下，我们估算出了公共部门工资改革的合理调整范围。文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公共部门工资改革的新框架，并揭示了部门间收入分配的新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工资水平的市场化改革。

  2020年04期 18-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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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网络建设

• “互联网+”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粘性吗？

  赵璨^1;2;曹伟³;姚振晔⁴;王竹泉^1;2

  2020年，实体企业降成本仍将全面发力。在此背景下，文章以2013-2016年沪深<i>A</i>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互联网+”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总体来说，“互联网+”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高、环境不确定程度较大和管理层自由裁量权较低的样本中比较显著。这表明，“互联网+”会通过降低企业调整成本和缓解管理层乐观预期这两条渠道来影响企业成本粘性。但文章并未发现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来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证据。进一步研究表明：“互联网+”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区分不同成本要素后，“互联网+”对物资资源成本粘性的抑制效应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为实施“互联网+”如何影响企业成本粘性提供了全新的认知，并有助于从“降成本”的角度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2020年04期 33-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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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技术知识扩散——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薛成¹;孟庆玺¹;何贤杰^1;2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抢抓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促进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解答网络基础设施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信息传递和技术知识扩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利用“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和2008-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促进上市公司向内部子公司的技术知识扩散，还可以促进与外部其他公司的技术合作。前者表现为注册地被选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后，当地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创新水平显著上升，后者则体现为当地上市公司与其他公司的联合创新显著增加。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的技术水平较高，或者子公司的地理位置较分散、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备时，网络基础设施对公司内部技术知识扩散的积极作用更大；而当上市公司技术水平较高或者所在地区互联网用户较多时，网络基础设施对公司之间技术创新合作的影响更大。可见，加大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有利于发挥技术知识的正外部性。

  2020年04期 48-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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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

• 一样的科学，不一样的政策——转基因产品标识政策差异的博弈分析

  姚东旻^1;2;张磊¹;张鹏远¹

  转基因产品标识政策对产品定价和消费者购买决策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文章通过综合科学界关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研究发现，目前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食用转基因产品不会比同类传统产品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然而，各国政府制定的标识政策还存在显著差异。针对这一现象，文章试图在博弈论的框架下构建出一个包含政府、厂商和消费者的动态完全信息博弈模型，重点从政府的政策制定依据（政府立场）和消费者群体特征（类型占比和支付意愿分布）两个角度分析政策制定差异的原因。通过模型求解发现：进入政策目标的群体利益和消费者群体特征可以解释政策差异。当政府以消费者剩余最大化作为政策目标时，最优标识政策为自愿标识政策；当政府以厂商利润最大化作为政策目标时，最优标识政策为强制标识政策；当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作为政策目标时，最优标识政策选择依赖于消费者的群体特征。文章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解释：自愿标识政策导致了消费者感知到的产品质量差异减小，加剧了厂商间的价格竞争。文章最后就各国标识政策的经验事实进行了对比分析，进而为理解标识政策制定的差异提供了一个相对一致的解释框架。

  2020年04期 63-7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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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价格与生育推迟——来自CGSS微观数据的证据

  胡佩;王洪卫

  生育推迟是我国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将房价和居民生育时间置于同一研究框架来研究有助于探索房价在家庭微观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房价的不合理上涨，并达到调整人口数量和结构的目的。但既有关于房价和生育的文献多数是从宏观角度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作用效果，少数从微观角度出发的研究也只是从住房选择和房屋数量的角度来研究房价上涨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尚未对房价对生育时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和实证分析。文章通过建立家庭生育效用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探讨房价上涨对家庭初次生育时间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房价显著推迟了家庭初次生育的时间：（1）房价上涨改变了家庭预算约束，房价上升1%，家庭初次生育时间约推迟1.05年；（2）房价主要对中档收入家庭的初次生育时间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对低档收入和高档收入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3）房价对拥有住房的家庭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对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明显推迟了1套房家庭的初次生育时间；（4）高房价对东部地区家庭的初次生育时间决策有显著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2020年04期 79-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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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研究

• “长江三角洲”概念的演化与泛化——基于近代以来区域经济格局的研究

  刘雅媛¹;张学良²

  为了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中国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三角洲的一体化过程伴随着其概念的泛化，“长江三角洲”从最初的自然地理学概念被逐渐赋予了经济区的含义；而且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增强，概念所指示的空间范围也随之扩大。那么，上述过程是如何变化的？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又是什么呢？文章试图从经济、交通、贸易、要素流动、国家政策等多个方面对其进行剖析。研究表明：首先，近代的交通发展、贸易拉动、要素集聚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形成的经济机制；其次，近代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与学术的发展塑造了自然地理学概念的长江三角洲；最后，区域政策的演进及其与学术的互动促使长江三角洲概念被纳入国家区域规划，继而成为区域政策的载体，并随着规划范围的扩大而出现概念明显泛化的趋势。总之，长江三角洲概念的引入、传播、演化与泛化的过程既是学术推进的过程，也是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概念泛化的背后蕴含了实现长江三角洲一体化战略需要满足或协调的四组关系，即经济机制上的集聚与扩散、地理格局上的中心与外围、资源配置上的政府与市场、区域协作上的竞争与合作。

  2020年04期 94-1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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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城市”评选与环境污染治理：一项准自然实验

  逯进¹;赵亚楠¹;苏妍²

  “文明城市”评选是以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导向，以此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治理新模式，污染治理是其设立的重要目标。文章基于2003-2016年全国22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i>PSM-DID</i>方法全面考察了“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特征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为：首先，“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显著改善城市环境，同时在考虑了“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以及“环境保护法”等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后，虽然“文明城市”评选的作用有所下降，但是其减污效果依然十分显著；其次，机制分析表明，“文明城市”评选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改善了环境污染；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的改善因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文章的研究结果为“文明城市”这一城市品牌评选活动可以有效改善城市环境提供了实证支持，为进一步提高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能力提供了思路。

  2020年04期 109-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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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

• 进口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企业产出波动？

  彭书舟;李小平;牛晓迪

  随着中国贸易自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国外优质产品涌入国内市场，这使得国内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进口因素的冲击。文章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产品进口关税数据库，考察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最终品以及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的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出波动具有显著的平抑作用，其中“成本节约效应”和“要素市场多元化效应”是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产出波动的重要渠道；而最终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并未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出波动造成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受到国内市场规模、进口结构、价格因素以及出口扩张等方面的潜在干扰，最终品进口贸易自由化的“竞争效应”被逐步淡化，所以未产生明显的作用强度。上述结论不仅加深了我们对进口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生产行为内在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扩大进口开放”与“稳增长”的政策目标有效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2020年04期 125-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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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

• 中国股票市场月频动量效应消失之谜——基于T+1制度下隔夜折价现象的研究

  白颢睿;吴辉航;柯岩

  月频动量效应作为海外资本市场最强劲的因子之一，被广泛用于资产配置；但动量效应在中国<i>A</i>股市场上却表现不佳，被称为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月频动量效应消失之谜”。文章从微观市场交易制度的角度出发对<i>A</i>股市场“月频动量消失之谜”给出了理论解释，基于2000-2016年<i>A</i>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日内与隔夜收益率拆解的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i>A</i>股市场存在日内动量、隔夜动量以及由<i>T</i>+1制度导致的日内与隔夜动量的强反转关系；而日内收益动量、隔夜收益动量的相反作用则抵消了总体收益的动量效应。（2）在将动量形成期收益率拆解为日内和隔夜两个部分后，在<i>T</i>+1制度下，高风险股票的隔夜收益率低，而低风险股票的隔夜收益率高，从而表现出日内隔夜之间的强反转效应。（3）当市场波动率较高（低）时，<i>T</i>+1约束更强（弱），日内与隔夜反转更强（弱），此时动量策略表现更差（好）。文章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动量效应成因及其背后的经济学机制的理解，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加了解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的潜在影响。

  2020年04期 140-1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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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50ETF期权隐含波动率微笑形态的风险信息容量研究

  倪中新^1;2;郭婧¹;王琳玉¹

  文章研究了上证50<i>ETF</i>期权隐含波动率微笑形态中包含的风险信息。实证分析发现，隐含波动率微笑倾斜对股票市场收益有显著的预测能力。隐含波动率微笑倾斜程度越高，未来的股票收益越低。隐含波动率微笑倾斜形态的预测能力在未来12周之内非常稳定，在未来12周到24周之间开始减弱。在更换隐含波动率微笑倾斜程度的测度方法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此外，上证50<i>ETF</i>期权隐含波动率微笑倾斜程度不仅对上证50指数的未来走势有显著的预测能力，而且对其成分股也有显著的定价能力。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期权隐含波动率水平，发现这一指标能够显著预测上证50指数收益，但对成分股却没有定价能力。这表明与波动率本身相比，期权隐含波动率的微笑倾斜程度是更好的股票风险溢价因子。

  2020年04期 155-1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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