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庆义;

•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摘要(Abstract)：

合理地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判断中国的出口优势与劣势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具有产品属性和增加值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新指标,并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了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1)考虑服务业出口后,目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经济体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发达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有所扩大,与德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比较稳定,而与日本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则有所缩小。(3)结构分解的分析显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结构问题,即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而国内增加值率的降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变动主要源于产业属性效应和国内增加值效应,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则较低。因此,调整出口结构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两种重要方式。

关键词(KeyWords)：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出口结构;国内增加值率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71441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重点课题“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现状及提升对策研究”和创新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研究”的支持

作者(Author): 苏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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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6538/j.cnki.jfe.2016.06.004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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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式(2)可以看出,对于某国生产的某个产品而言,产品属性(技术复杂度)和增加值属性(国内增加值率)同等重要。这也是式(2)与姚洋和张晔(2008)试图改进技术含量指标的区别。因为姚洋和张晔(2008)的目的还是研究技术含量,从而无法研究产品的增加值属性。需要指出的是,在计算各产业出口比重时依然使用传统的总值出口数据(而不是增加值出口数据),因为式(2)中第二项已经考虑了国内增加值率的差异。
• (1)一般而言,服务业的技术复杂度更高,是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优化的方向。而对于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而言,已有文献仅仅考虑制造业是不够的,应该考虑包含服务业出口的总体出口地位。戴翔(2012)研究了中国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其并没有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形式。
• (1)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的缺点之一是不具有单调性,即无法根据指标的高低进行优劣的评价,也不具有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从而很难进行政策评价。正是基于此,本文构建的同时包含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的新指标并不具有先天的与人均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因此,图1展示的这种线性关系说明国际分工地位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据此可以更为容易地判断一国分工地位是否与其发展阶段相吻合。
• (1)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文还考虑了服务业出口,考虑到中国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的事实,因此中国的总体国际分工地位过低并不令人惊讶。
• (1)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在存在三种因素的情况下,可以写出6种分解公式。为此,现有文献使用不同的分解方法来近似描述全分解。本文使用最为常用的两极分解法来对此进行分解(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
• (1)尽管本文构建的指标在理论上能更加准确地测度国际分工地位,但限于数据(产业层次较粗),本文的评估结果仍可能存在偏差,但这至少可以说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不高。
• (1)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15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首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